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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来袭!全国多地迎来新一轮降雨局地降温超10℃

归档日期:05-04       文本归类:狼毒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一百年前的今天,五四运动如同一声春雷,在中国上空响起,唤醒了无数沉睡中的人民。一百年后我们纪念它,是因为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如今,我们身边还能依稀寻到这场伟大运动的痕迹,在三峡博物馆、在聂帅故乡、在重庆图书馆、在白象街……更多看不到的,是在山城每一个街道、每一步阶梯、每一所学校,在人们充满自信的脸上、在孩子们朗朗读书声中,五四精神散播在每一位青年的眼里和心中。

  在重庆哪些地方还能看到五四运动的印记?听到这个问题,多年专门研究此事的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处长简奕女士沉思了一分钟。她寻访过夫子池,即现在解放碑二十九中附近,以及魁星楼、道门口,那都曾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初,重庆学生们满怀爱国热忱,游行演讲的阵地。如今,这些地方已是高楼林立,但在这里,似乎仍有“还我青岛”“誓血国耻”等慷慨激昂的口号回响在耳畔,似乎还能看见道边“有长叹者、有大呼者、有磨拳者”的盛况。

  五四运动在重庆并没有一块纪念碑,但五四精神在过去一百年的光阴里,却是无处不在。

  整个四川在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急需“药方”。痛则思变,相当大一批人改变现状的欲望特别强烈。重庆人民经过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的洗礼,特别是在1915年以后,全国逐渐兴起新文化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这些思想传播到重庆后,使得敏感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和军阀的黑暗统治更加不满,但苦于寻找不到一条真正改造社会的道路,普遍感到苦闷彷徨。这其实也为迎接五四运动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的爆发,提高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觉悟,也把新文化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文化思想空前活跃。《重庆商务日报十周年刊》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五四运动以后,一般人民,猛然觉悟……四川虽僻处边陲,也不能不受波动……如像服了兴奋剂一般,一变以前沉默态度,而为一种热情奋发的样子,提倡文化,高唱民权……”

  重庆的知识青年分子以极大热情参与了包括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四川自治运动等一系列社会实践,开始了以拯救中华为目的的伟大探索。在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开拓了视野,启迪了思想,科学和民主深入人心,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进步则中国进步”。那时的“少年中国梦”,纯洁、坚韧,充满奋斗、奉献的激情。

  东渡日本,求救国救民之道的潼南人杨闇公,19岁;从重庆出发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探寻线岁;参加家乡学生爱国斗争,与反动军警当局作斗争的江津人,20岁;从法国归来,在重庆《新蜀报》担任编辑,过三峡吟出“走遍天下路,闯过万涛滩。为碎旧世界,拨云见青天”诗句的陈毅,21岁……

  五四运动中,青年一代无疑成为主要先锋。他们身上体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报国情怀。对新世界的渴求,对旧世界的憎恶,种种情绪汇集起来,才会让五四运动在重庆呈现出不一样的特质。爱国师生的首先觉醒,促进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形成爱国统一战线。

  到1919年底,五四运动在其他许多城市已渐渐平息,但在重庆并没有。五四运动在重庆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与日经济绝交和抵制日货。这场宗旨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斗争在重庆持续了至少三年之久,如此彻底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在全国来说都具有特色。

  简奕介绍,重庆人生性耿直、刚烈,做事做得彻底,这样强烈的人文特征,在运动中彰显得淋漓尽致。

  当时,若有人乘坐日本客轮,卖物品给日商,或受日本人雇佣,都被视为丧失爱国心,学生们就会在他的背上印上“亡国奴”三个字,以示羞耻和警告。在爱国运动猛烈冲击下,日商客轮非常萧条,只得大幅度降低船票,甚至还送伞、人丹、金灵单之类的物品以招揽乘客,但仍少有人问津。

  重庆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加入了爱国运动的行列,对抵制日货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有姓王和姓余的两名商人,得到山东交涉失败的消息,异常愤怒,将历年所购日货如草帽、衣服、瓷器等物全部销毁,价值数百元。一名姓付的商人在日商轮船公司买了船票准备去上海,当他从报上看到日本以强权不还青岛,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又遭,不禁悲愤万分。他说,“我亦国民一分子,国存我存,国亡我亡。今后誓不与日人交往!”随即把口袋里的船票取出撕个粉碎。

  简奕表示,虽然在抵制日货过程中,有的行为比较极端,但从总体上讲,五四运动在重庆是轰轰烈烈的,各个阶层的赤诚爱国之情得到了充分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四运动高潮中,重庆学生并没有像武汉、山东那样遭到军阀的,这同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四川的影响,以及爱国学生利用军阀矛盾争取上层人士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这里专门设置有一个“五四运动”专题,在里面陈列的珍贵照片里,我们能看到1921年7月,应陈愚生之邀,来重庆举办“暑期讲演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邓中夏和黄日葵,意气风发,目光如炬。

  二人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也是北京小组成员,来重庆讲学一个多月,在重庆青年中反响热烈。邓中夏留在重庆,领导了二女师学生反对封建教育的“择师运动”,迫使地方当局撤换了不合格的校长和学监,将一股新风带到教育界。继而,恽代英来了,萧楚女来了,童庸生、杨闇公等都相继来重庆进行革命活动,共同为团结进步青年、宣传马列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为重庆人民的革命斗争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新的篇章。

  我们能看到,1921年,重庆二女师第一批剪掉长发的女生素颜合影。年轻清秀、朝气蓬勃的面庞,没有了长发,但她们依然美丽,腰挺得笔直,目光坚定、清澈,眼里满是对新生活的向往,以及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的自信和从容。

  1920年6月,赵世炎等人乘坐“阿尔芒勃”号抵达法国马赛时的合影。一群年轻帅气的青年,身着西装,手持礼帽,尽管经历一个多月艰苦的海上航行,依然神采奕奕。很大一部分青年到法国后,自觉走上了革命道路,四川赴法勤工俭学人数居全国之冠。

  这里还保存有当年一批进步刊物,《人声》、《川东学生周刊》、《渝江评论》……泛黄的纸张上,每个字仍然饱含力量,似乎要从报上一跃而起。

  “(巴县青年进德会)为什么把青年两字作为本会的头衔呢,我们不是排斥老年人,还有深远意义在其中——社会生活要为青年的、有趣味的才好,使我们活泼的志趣,向新的方向去走,努力向前,日进高明……我们解释青年两个字,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十几岁,二三十岁穿得漂漂亮亮的人的名词,是从思想上、行为上去区别他,思想是进取的,不是保守的,行为是正当的,是对己又能对人的。八九十岁的人,有青年思想,作青年的事,也算是一个青年……”(《国民公报》1920年2月3日)

  1920年在法国蒙达尼橡胶厂做工的部分江津勤工俭学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

  在陈列馆内,一封家书被放大在4米高的墙上,占据了整整一面墙。那是少年1922年6月3日在海外勤工俭学期间写给父母的信。

  不得手谕久矣。海外游子,悬念何如?又闻川战复起,兵自增而匪复狂!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苦困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占我国土。二十一条之否认被拒绝,而租地期满又故意不肯交还。私位饱囊之政府,只知自争地盘,拥数十万之雄兵,无非残杀同胞。热血男儿何堪睹此?男也,虽不敢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

  抗战时主持被中央称为“模范根据地”的晋察冀根据地建设,解放后主持“两弹一星”研究,为国防建设立下大功。探求真理、苦学报国的革命生涯,就从他20岁那年,在五四运动思潮中,离开家乡去法国勤工俭学时开始。

  虽身在海外,但时刻心系故土。面对身处水深火热的祖国,抒发了希望“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的志向,家国情怀尽显无遗。从聂帅家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这位革命家的少年胸怀。

  那个时代的有为青年留学到底为了什么?“决非一衣一食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

  这只是一栋普通的大楼,来往匆忙的人们似乎并未注意到,一旁的文化墙上写着一行字——“《新蜀报》在此创办”。

  上世纪20年代初,在这条各国洋行林立的金融街上,曾有一份重要的报纸在此办公,这份名叫《新蜀报》的报纸,是五四时期川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也是当时重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

  每天新出的报纸刚一印刷出来,还散发着油墨香,立即就贴在一楼外面,重庆市民围拢一圈细细研读。

  五四运动之前,重庆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零星了解,主要来自于《新青年》一类的进步刊物。五四运动在重庆开始之后,新文化刊物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具有先进思想的人物纷纷来重庆活动,逐渐形成了一股传播先进思想的潮流。

  在江津白沙镇有一座黑石山,满山皆是千姿百态的黑石,聚奎书院就坐落在这里。书院旁的百年松树下是“白屋诗人”吴芳吉的坟墓,黑色大理石上镶嵌着诗人英姿勃勃的头像,还有“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的铿锵诗句。

  吴芳吉跨入诗界之时,正值五四运动兴起。他在诗歌创作中提出了独特见解,倡导诗歌要有时代感和现实感,既有强烈谴责军阀横行霸道、草菅人命的《两父女》,也有深情赞美蔡锷将军的历史功绩、期盼护国良将的《护国岩词》,有饱含忧患意识和乐观精神的《忧患词》,还有媲美《孔雀东南飞》的叙事诗《婉容词》……他的诗里充满爱国主义激情,揭露社会尖锐矛盾,描写人民的苦难,成为广大群众在五四运动中的精神食粮。

  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 感谢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图书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提供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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