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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厂之春|非虚构写作大赛作品展示

归档日期:04-22       文本归类:浮萍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在刚刚过去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热潮中,一大批成功民营企业家回忆了白手起家,从家庭作坊到世界名企的创业之路。

  在聚光灯之外,还有“沉默的大多数”:同样在改革开放之初创业,至今没有飞黄腾达,只是在几十年风浪中挣扎着“活下来”的小微企业。

  对于这些小厂而言,洗脚上田的老板没有变身成功人士,依然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模样;“家庭作坊”不是忆苦思甜时的说词,仍是工厂的现状;“产业升级”不是优雅的华丽转身,而是一边被市场倒逼,一边又被利润所困的生存之择。

  作者以浙江一家小厂经历的“跨国追责”为故事主线年的风雨创业史,两代小厂老板观念冲撞,讲述在主流视野之外,中国式小工厂的血肉历史。

  “3月过完,如果日本人还没来,应该就不会再来了。”像小时候幻想考试被取消一样,关超暗自期望着说好的验厂也会被取消。

  去年6月,松下电器的员工专程从日本出发,飞机转高铁再转汽车,来到这家位于浙江中部农村的小工厂出差,一来就是两次。

  “他们那个厂啊,日本人都来过好两次了。”亲朋好友把这当做“吹牛皮”的谈资。在他们看来,关超的小工厂能和世界大鳄做上生意,是值得说道的八卦。但对于关超来说,忧虑远超过骄傲。

  日本人的到访,是悬在这家小工厂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验厂不通过,损失就是几百万”。对于一年产值不到千万的小厂而言,这意味着大半条命都会没。

  一年前,在离关超工厂2000公里以外的日本一城市,松下公司陆续接到客户投诉,家中的智能马桶不出水了。价值上千元的马桶罢工,最终问题被锁定在了比五角硬币还小、出货价为2角钱的密封圈上。松下公司一路追踪,将问题定位到了二级供货商——振华密封件厂。

  关超对自家密封圈的质量有底气。“如果密封圈质量有问题,不会只在一个地区出现故障。”关超判断,大概率是当地水质有问题导致的。

  质量没问题,但对于日本人要来厂里检查,关超还是发怵。“工厂太粗放,肯定会被揪小辫子。”

  22年前关超的父亲关建军白手起家,拉回一台炼胶机,雇了三俩工人,在自家三层农家小楼里就生产起了密封件。3年前,把厂交到儿子手里时,已经有了11亩的厂区,4栋厂房,10个工人。

  “每天忙着赶工交货,生产都来不及,哪有精力去想管理。”关超有些苦涩地笑说,工厂没有规章制度,和工人也从来没签过合同,车间乱糟糟的,连基本的东西不乱堆放都做不到。只要赶出货,就已是万事大吉。

  工厂每天生产10万多个密封圈,一年的产量3000多万个。“我一开始也觉得惊讶,需要这么多密封圈都吗?”关超暗自算了一笔账,按一台洗衣机需要两个水阀,每个水阀上需要2个密封圈,就他一家工厂一年生产的密封圈就够700多万台洗衣机使用。

  事实证明,市场的需求远大于关超的想象。据中国洗衣机行业报告显示,2017年洗衣机的生产量为7500万台。随着消费升级,饮水机、洗碗机等原来非刚需的白色家电也越来越普及,水阀密封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

  砸向工厂的订单像鞭子一样抽着这个小工厂,一刻不能喘息地生产。密封圈一生产出来,没堆过夜,就被催着送去客户那。关超从没去打听过自己的密封圈会被用在哪些品牌上,只管给自己下游客户——一家本地最大的水阀厂供货。

  直到这次出事,他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密封圈被用在松下的智能马桶上,而且还是出口产品。

  对于品牌价值,80后的关超显然要比60后关建军懂行。他知道对于松下这样的世界品牌而言,一次2角钱的密封圈造成的不出水,就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品牌损失。

  振华密封件厂一度是老板开面包车,销售开宝马。“车买那么好干嘛,还不是一样就是拉货。”开厂二十年,关建军买过两辆车,从一辆面包车换成另一辆的面包车。

  而关超回自家工厂没多久,还只是负责销售时,就要求买一辆宝马。在新一代人眼中,出门谈生意,车也是工厂形象的一部分。最终妻子韩小萍说动了丈夫给儿子买名牌车,理由是,儿子到了谈朋友的年纪,开辆好车找对象更容易。

  关建军和妻子从小没有娇惯过儿子。90年代末,工薪阶层工资只有几百,关建军的厂一年能赚几十万,但他们严防让儿子觉得“家里有钱”。

  平日里关超的吃穿用和村里的孩子无异。一年到头都扑在厂里的关建军,唯一的大额消费就是办年货。带着关超去城里买上百八十块的开心果、山核桃也会被韩小萍说:这样大手大脚儿子可能会觉察到“家里有钱”。

  “不让儿子有优越感”与其说夫妻俩培养儿子独立的策略,不如说是真实的担忧。韩小萍说:“开小厂赚的都是辛苦钱,希望儿子以后能有自己的发展,不要惦记着这点家业。”

  “够吃够用就好”是关建军一直以来开厂的目标,但他发现即便是这点辛苦钱在一夜之间也会打了水漂。

  2013年,因为厂房用地资质问题,关建军大半辈子创下的家产,在挖掘机扒掉厂房的轰鸣声中碎成一堆瓦砾。

  “一早我就找人算过命,说回他村办厂不好。”韩小萍事后无不叹息地说。关超则从这场变故中总结出“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一次选择就能让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

  关建军在事后无数次追悔过去时,将这一次人生中重大的选择错误归因于自己“胆子太小,太老实”。

  关建军一直想有一片自己的厂区,就像农民想有一块自家的地。在开厂的前12年,除了最初把厂开在自家小楼里,关建军的厂一直靠租厂房为生。房东说搬就要搬的日子,让关建军一直觉得不安定。“小工厂太容易死掉了,光搬厂就能搬死一大半。”每一次搬厂,产能跟不上,到手的订单都会飞。

  积累了12年,关建军认为时机到了,是时候买一片属于自己的厂区。他清点了自己的积蓄,精心规划了工厂的用地,甚至连厂房盖几层都设计好了,却碰了一鼻子灰。

  “钱只够买5亩,用也是5亩就足够了,但至少30亩起卖。”买工业用地不仅对亩数有要求,工厂纳税额也达不到买地的要求。

  关建军不敢贷款买地,他买的三四套房子都是一次付清。“欠着钱晚上睡觉都睡不安稳。”关建军更不敢虚报厂的纳税额,事后他才听说,卖地的部门压根不会去核查纳税额的真假。关建军看到那些大胆的老板,开个皮包公司,虚报个税收额就拿到了地。

  最终关建军退而求其次,租了自己村里的10亩集体土地,开始精心打造属于自己的第一片厂区。关建军对这片厂区非常上心,即便在看不见的地方都舍得投大钱。租地只用30万,但光平整地基就用了七八十万。别人的围墙用空心砖砌,关建军买了价格高出好多倍但更牢靠的青砖,想着自己的厂能“基业常青”。

  砸在基建里的钱瞬间灰飞烟灭,如果重新买厂房又是一大笔数目。已经50岁的关建军动了“关厂退休”的心思。

  那时关超从在江苏的化工厂辞职回自家的工厂已有2年。关超不想再出去找工作的理由很直白:拿原来2000元的月薪和自家工厂一年几百万的营收一比,就认定“开厂更能过好日子”。“在别人那打工混到天花板,要几十年,回家干再辛苦,辛苦个几年就能熬出头。”

  2016年,跟在父亲身后“实习”了5年之后,关超开始登场独挑大梁。此时关超才体验到,开厂的辛苦和打工时根本不在同一个维度。

  “除了过年停工,24小时在线连轴转一年。”不论是对外对接客户、政府,还是对内管理工厂和工人,全是关超一个人。“小马拉大车,精疲力竭是常态。”

  更挠心的是,有的难题不是靠辛苦就能解决,比如父亲当年的土地问题,以及现在他面临的验厂。

  要来验厂的消息,关超提前十几天才知道。要把“小作坊”改造成符合世界一流品牌要求的样子,几乎不可能。比关超更着急的是作为松下公司一级供货商的水阀厂。

  “我们损失几百万,他们损失就是几千万起步。”本来上下游供货关系的密封圈厂和水阀厂,在大客户松下面前,变成了一条绳上的蚱蜢。最终双方决定,“做戏给日本人看”。

  水阀厂立马派人进驻关超的厂。这个工厂距离当年被拆掉的工厂不到5公里,还是在关建军出生的村上。这一次买的是村工业区里二手转卖的工厂。四大间的厂房来不及改造,那就只改造一间,剩下被分配成演“其他厂的车间”。

  关超网购了十几件藏青色的工作服,衣口绣上“振华密封”字样。坐在“样板间”里“做戏”的工人一人发一件。另外三间车间的工人问,为啥我们没份?关超开玩笑地说:你们又不是“振华”的人。

  日本人来的那天,振华的人不一定都有工作服,穿着工作服的不一定是振华的人。水阀厂派了自己的员工来“扮演”振华的管理和文职人员。

  “原来除了我,其他都是生产一线的工人,有时连我都要去一线生产。”关超说在父亲的眼中,不直接创造产值的职位都是“空职”,没必要养。

  没有管理文职人员的工厂,办公区自然没必要设。“会议室都没有,日本人来在哪座谈?”水阀厂的人也犯难。

  买下这片厂区时,原来的办公区被会过日子的关建军改造成了“四室五厅”的生活区:沿着一条长长的走道,走道两边分别是带淋浴房的洗手间、带厨房的餐厅、自己的卧室、儿子的卧室、书房、客厅。

  最终水阀厂的人从自己厂里搬来成套的会议桌椅,把客厅改造成了会议室。几间房间门口挂上“总经理室”、“财务室”的招牌,剩下的卧室厨房通通锁起来,又变成了“其他厂”的办公室。

  日本人到访的当天,一同被划进“其他厂”的还有韩小萍。在厂里管账的她那天没有坐在“财务室”里,而是躲在了锁上门的卧室,原因是“自己形象不好”。

  韩小萍得过严重的风湿病,腿脚不利索。在日本人来的前一天,她拖着两条僵直的腿,摇摇晃晃地在厕所里忙活了大半天,擦洗陈年的污垢。“日本人爱干净,三四个小时,饭在厂里吃,厕所总归要上的。”

  结果却令关超有些意外。费了好大的劲整出来的面子工程,日本人没发表一句评价,只要求看各种文件。“看文件发电子版过去就好了,干嘛要费这么大劲出国来看。”

  “产品研发都是靠我凑,哪用得着什么书面文件。”20多年来,振华几十个橡胶产品配方,都是关建军一手研发。

  初中毕业的关建军,不认识化学方程式,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要买用英文命名的原料时,他会打电话问在镇上教过英语的韩小萍:一竖一横,念什么?韩小萍手指在桌上划拉一会儿,才凑出丈夫说的是“L”。

  关建军的秘诀全在一本1984年出版的《实用橡胶配方手册》。“按书上的配方直接做,其实是做不出来的。”关建军翻着已经泛黄的书页,“就是各种凑。”想要硬一点,就多加一点增强剂,想要软一点,就多加一点软化剂。”

  韩小萍说丈夫最大的优点就是“研究一样东西,就能整个人都钻进去。”在创业初期,水阀厂给来的订单连科班出生的工程师都搞不定,关建军通宵了四五天,凑了50多遍,研发出来,配方一用就是十几年。

  让关建军自信了十几年的产品,遭到了史上最严苛的审查。2018年一个月里连续两次的验厂,验厂的结论是,2019年3月还要再来。

  浙江中部的江南小村从春节的喜庆中沉寂下来,仍停留在冬日的阴冷里。村口振兴密封圈厂的机器轰鸣声已经响起。

  开工第一天,车间里却见不到几个人。让关超焦虑的是,订单来了,工人却没回来。

  工人主要来自云贵川,随着工厂往内地迁,越来越多的人留在家门口打工。即使出来打工的人,也不像之前那样过完元宵就出来。“工人精明,知道越晚回来,工厂订单越急,反而会提价招人。”

  关超耐着性子等到了正月十七,老员工只回来了5个。一个10天内要交货2000个健身球的订单压着关超。他把每小时的工资,从2018年的13元提高到了15元,并且还要多招人。

  对于儿子的做法,关建军是不认同的。“我们这种小厂,赚的就是一点人力钱,多一个人就少一份利润,能自己干尽量就自己上。”工人每小时的工资涨两块钱,每多招一个工人一天就要多生产120个密封圈才能回本。

  为了节约人力,关建军将自己的劳动力榨干。将厂里的大权都交给儿子后,关建军还是每天在工厂里打免费工。从配料、炼胶到上机台,送货,哪里缺人手,万金油一样的关建军迅速顶上。

  “与其说他是个老板,不如说他更像个农民。”在妻子韩小萍眼里,关建军下工厂就像农民下地一样,一天不去都不踏实。

  “整天被困在车间里,没有精力管更重要的事。”在工人没招满的这段时间,他是厂里最忙的工人,一个小时能换五六个工种,从生产密封件,到给健身球上印标签,还要和临时雇来的七大姑八大姨坐在一起给密封件修边。

  想起小时候被父母叫过去帮忙修边,“屁股抹油”坐不住跑出去玩,关超感慨现在是在还小时候偷懒的“债”。

  现在他从车间跑出去,为的是避开嘈杂的机器轰鸣,接生意上的电话。电话里,智能马桶不出水的事还没完,松下公司追问一种在文件中的催塑剂为什么没有在产品中检测到。

  晚上8点半,机器关机,工人停工,作为HR的关超上线了。开车去镇上的公交站,一站一停地张贴招聘广告。而原本这段时间,是他和远在省城的女儿视频的时间。

  关超的妻子和他的母亲一样,也是一名老师。不一样的是,韩小萍早早办了内退,在厂里帮衬丈夫,而关超的妻子袁媛坚持要留在杭州当老师,不惜长期两地分居。

  “这是对我们家都更好的选择。”在袁媛看来,她带着女儿在杭州是对丈夫的一种变相“激励”。“他想要和我们在杭州团聚,就要尽快让工厂规范起来,即使他不在厂里也能正常运转。”

  惊蛰一过,村口的桃树一夜之间开满了花。三月已来,而说好“三月还要再来”还没音讯。

  关超招了18个工人,这是工厂上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工人,买进了两台价值近百万的新机器,还第一次在车间设立了“现场管理”的职位。关超想要以此提升工厂的生产效率,解放出被困在车间里的自己。

  对于这些改变,关建军并不完全认同。“像我们这样的工厂,分工太细,把人都请齐,进来的钱还不够花的。”

  “像我们这样的厂”是关建军的口头禅。这样的厂是指小厂,没办法也没必要正规化,这样的厂指的是做橡胶的厂,不可能也没必要搞得太干净。但最终关建军还是让儿子自己去做,没有多加干涉。“老爹不放手,工厂会倒闭。”这是关建军买下现在这片厂区时意外收获的教训。

  从转卖的电焊厂那,关建军听来的八卦:儿子回厂来接班,老子却不放实权,只给儿子挂个经理头衔每月发固定工资,最终儿子整天在厂里睡觉,厂子很快就倒了。

  关建军现在想明白了,把厂的大权都交给儿子,赚多赚少都是他自己的事,儿子自然也会上心。

  在振华密封件厂,原来的老员工习惯叫关建军老板,而对关超直呼其名。现在新招来的员工则都很有眼力劲地管两个人都叫老板。随着新员工增加,只认关建军当“老板”的老员工越来越少了。

  在朋友眼里,关建军已经过上了养鸡种树的“退休”生活。“老关养的是真正的土鸡,晚上都睡在树上,一飞就抓不着。”

  被扒掉厂房的老厂,成了带青砖围墙的“农田”,放养着近百只鸡鸭。每天早上,在新厂里开好机器之后,关建军就到村里的池塘打捞浮萍,去老厂子里喂鸡鸭。

  残留着原先厂房地基的空地上,种了上百株盆景罗汉松。关建军侍弄盆景,不是退休的闲情逸致,而是心疼几十万租的地不能就这样荒废着。“每次请人来修剪都要不少钱。”像当初为了省下请技术工的钱而自学调配橡胶一样,关建军打算开始研究修剪。

  今年春天,早些年买来的幼苗已经长到一米多高,关建军寻思着可以卖个好价钱。能从这片赔了钱的“伤心地”上看到一点产出,关建军稍感些许安慰。

  关超也在密封件之外找到了新的产品——橡胶健身球。验厂事件带给关超的警醒,除了工厂管理要更规范之外,也让他意识到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父亲干了20多年的密封件虽然产量大,但利润低,没有品牌效应,随时可以被替代。

  做体育用品,是关超捕捉到的新机遇。关超满心期待地准备大干一场,他把品牌都想好了——蓝天体育用品。当年关建军给厂取名“振华”,是为了工商注册所用,这个名字从来没有机会被印到工厂生产的密封圈上。

  “和我爸当年取的厂名气质完全不一样吧。”关超颇为得意自己的创意,他希望别人想到他的产品,就能感受到在蓝天下奔跑运动的活力。关超的转型,不只是生产另一种橡胶制品,更是从“没有名字”的代工,转向品牌打造。

  对于自己的这些计划,关超说谈不上创新,最多只是改进而已。虽然是年轻一代,但父亲保守稳重的性格在关超身上得到了显性遗传。对比父亲想开一家“够吃够用”的工厂,关超的理想是开一家“小而精”的工厂。

  这条路,父亲没有走过,不知道前面是危还是机。关超说:“改变虽然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变一定会不行,趁年轻就去闯闯。”

  我是索邦大学法国文学博士马莎莎,850年的巴黎圣母院被烧掉了什么,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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